j9九游会源头与终点：一周城市生活
长期活动在长三角地区让我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见过的江段就足以代表长江了，特别是在火车、飞机这些现代交通工具发明之后，起点与终点的距离更多以时间的形式表现，其后果是，我们对空间很难形成完整而准确的感知。事实上，长江这条被我的错误感知压缩的河流全长6300千米，先后流经中国的11个省、自治区和j9九游会直辖市，流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如何重新延展开被“压缩”的长江？今年1月，岳麓书社推出了一部关于长江的传记，图文并茂地还原了易被忽视的长江历史与细节，为我们了解长江的身世提供了一份参考。
《长江传》由中国图书奖、第四届冰心文学奖得主徐刚撰写，他以长江源所在的青藏高原为起点，自西向东将长江流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呈现纸面，试图在6300千米的江水中打捞我们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岳麓书社推出的这版《长江传》是在原版（2000年，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结构调整和内容更新，使相关表述更加准确清晰，同时新收录近百幅风光摄影，还原长江景观摄人心魂之美。
为何讲述长江？这大概要从徐刚的出生地崇明岛说起，正是在这座岛屿以东600米的地方，奔腾了6300千米的长江容纳其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之后，涌入了东海怀抱。身居长江终点的位置，依江而居、枕江入眠，徐刚溯源意识强烈，创作《长江传》的冲动正是从如此朴素的热情中萌生出来。
徐刚的“执念”并非个例，早在战国时期，先人就已开始思考长江的源头了——《尚书·禹贡》将嘉陵江、岷江视作长江源头；明朝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溯金沙江而上，前往川青地区考察，提出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源，并撰《江源考》一书论述；清朝康熙帝派专使考察通天河上游，碍于江源地区的恶劣气候和交通条件，仅得出“江源如帚，分布甚阔”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1956年和1977年两次源头地区的考察，才终于确定了长江源头。
人类通过符号来指称和认识世界，我们对长江的认识，鲜明地反映在对长江的命名上。先秦及西汉前期的重要典籍中大多只简单地将长江称为“江”，例如《尚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浮于江、沱、潜、汉”，“川曰江、汉”。《诗经·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魏时期，长江也被称作“大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后汉书·郡国志四》：“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随着人类熟悉周边环境，描述长江的侧重点从流域面积转向了长度，“长江”之称首先见于西晋《三国志》：“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 六朝之后，“长江”成为通称。
横向来看，长江流域地貌各异，不同江段往往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生活在长江两岸的古人往往知长江名而不知其貌，更确切地说，是知部分而不知整体，这突出地表现为不同江段的名字多来自当地古名或地貌特征，例如宜宾与宜昌段因主要流经四川省得名川江，宜都枝城到城陵矶段因流经古荆州被称作荆江，“扬子江”则由扬子津、扬子县等名衍生而来，最早见于隋代大业年间，原本只用于表述扬州以下长江下游段，至于它的英文名至今被用作指代长江，则是因为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的误解，有研究认为，这位传教士正是明代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由于他初到中国，受人误导，在其见闻中误将“扬子江”视作整条长江（《利玛窦中国札记》）。
之后西方世界出版的著作将这一误解继承下来，我国出版的地理辞书也开始接受这一事实，例如1924 年丁察盦编著的《中外地名辞典》：“扬子，江名，即长江或称大江。中国昔以镇江下游始称扬子，然近今东西地理学家皆以扬子为此水之总称。”在英语世界里，“扬子江”以部分代替“长江”整体，依托的是西方文明的强势。
近代西方首先到达的长江段位于下游，第一次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均位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未受波及，但下游重镇多少感受到西风吹拂，直至第二次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才开始深入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自西方的殖民者、传教士、冒险家纷纷至吴淞口顺江而下，上海作为外贸口岸中心的地位越来越明显，“欧风美雨”沿长江持续推进。
20世纪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诺于1903年乘船首次来到中国考察长江流域，自上海前往南京，在他眼中，扬子江（长江）“庄严而宏伟，似乎它对自己在世界商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是心知肚明一般。”这“八个省的运输主动脉”是“旧世界的第一大河，只有新世界的密西西比河和亚马孙河能与之媲美。”（《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1931年《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则直陈上海作为长江入海口的广阔潜力：“长江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江，上海则是我们与富庶的长江流域开展贸易的非常恰当的港口和集散地。”
2007年，位于长江边的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右侧为吴淞口海事塔，远处地平线为浦东新区滨江森林公园
2021年，黄浦江和长江水域交界处，海关驳轮正经过吴淞口海事塔和水位钟驶入黄浦江。右侧远处白色高塔为在建的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海事塔
开埠之后，上海城市的经济地位飞速提升。19世j9九游会纪60年代，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由苏州移至上海；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崛起；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成为全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日本音乐人佐田雅志于20世纪80年代初来中国拍摄纪录片《长江》，就将长江的尽头上海港定为首站，不禁令人想起1853年日本幕末宣布“开国”之后向中国派遣商船同样将首站定为上海的做法，理由是“在中国以至东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转折关头，上海处于关键地位。”（《“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2021年，一艘南京船籍货轮驶过左侧白色的吴淞口灯塔，进入长江水域。吴淞口灯塔是上海港的门户标志建筑
自上世纪末开始，长江因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再次进入国内外创作者的视野，长江的故事似乎又开始从它的中上游说起了。1996年，“美中友好志愿者”何伟（彼得·海斯勒）从重庆乘船经长江到达小城涪陵任英语教师，任教满两年后，他以江边小城涪陵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为素材，创作了他眼中的长江故事——《江城》。当二十多年后这部书畅销国内外时，涪陵这座曾经只能乘船到达的贫困县已建成通车多条高速公路，常住人口从20万跃升至110多万。长江像是一面镜子，倒映出沿岸村镇和城市日新月异的面貌。
继2006年来中国拍摄三峡，日本导演竹内亮于2010年再次来到中国，为日本广播协会（NHK）的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取景，这部纪录片分为三集，分别讲述发生在“长江第一湾”香格里拉、长江上游流域湖泊——泸沽湖景区，以及三峡大坝的故事，沿着长江的脉络，竹内亮一行人看见了经济与文化均处于巨变中的中国。2021年，竹内亮宣布重启长江拍摄计划，他要看一看这十年间长江都发生了哪些变化。2022年初，这部“十年之约”纪录片《再会长江》开播。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探索并讲述长江的故事？我猜测这不仅是因为长江沿岸呈现的苍茫辽阔只此一方，更重要的是，讲述者自己或亲友都曾多少与中国发生些许联系，因此长江这条横跨中国东西、持续孵化养育生命的源流，也间接地流入了他们的身体。
对长江入迷的竹内亮于2013年正式移居中国，定居地在他中国妻子的故乡——南京，这也是一座能够看见长江的城市。曾以主人公身份参演《长江天地大纪行》的日本演员阿部力本人就出生在中国黑龙江，是拥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日本“移民”，来中国拍片相当于“返乡”。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拍摄《长江》的佐田雅志，就是从小听着有中国生活经历的父辈讲述中国长大的，在长江沿岸的城镇街头漫步，佐田雅志仿佛能j9九游会看见父母青春时代的身影。因为讲述者所携带的私人视角，相同或相似的长江景观之上往往可以诞生出不同版本的长江故事，长江日渐成为储藏某种集体记忆的场所，重述长江，可以强化人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在这个层面上说，长江故事的讲述者不仅仅是在寻找长江，更是在寻找自我。
在《长江天地大纪行》片尾，拍摄团队在香格里拉偶遇的藏族姑娘茨姆搭乘飞机j9九游会，从长江上游来到她向往已久的长江终点——上海，漫步外滩时，茨姆望着长江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出神，黄浦江面的宽阔令她误以为这就是未曾见过的大海。茨姆的错觉，大概相当于久居城市的我借助影像看见长江源周边寂静的土地时被震撼的心情吧。
6300千米实在是漫长的距离，同属长江流域，长江的源头与终点却是两种天地：在长江的入海口，江口宽度可达约9至90千米，可它诞生之初还只是各拉丹冬峰姜根迪如冰川的一滴融水，汇聚成为沱沱河时水面宽度也只有3米；上海港年集装箱吞吐量刚刚突破4730万TEU（标准箱）大关，热闹繁忙，而在长江源头可可西里，因为自然条件恶劣，人类无法长期居住，这里从来是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能够将迥异的天地与人情连接起来，不求回报地承载我们的旧记忆和新故事，这大概就是长江令人着迷的原因吧。
（文/陈虹静雯，工作生活在上海，书评作品散见于《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媒体；摄影/一江）
书｜《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37）》
近代开埠以来，上海依托区位优势和特殊的历史环境，在长江沿岸各城市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本书作者追溯上海成为龙头枢纽港和长三角核心经济圈的历史根源，以“港口-城市-腹地”为分析框架，从区域经济发展历程着眼，探寻上海如何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
本书从自然环境、人口状况、农村经济发展、区域贸易与市场网络、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统治结构与地方秩序、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及传统文化等多个角度j9九游会，对1644—1911年间以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况，作了系统分析研究。
本书是一本考察长江地理地貌及沿江风土人情的游记，书中所附一百多幅照片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本书也是来华外国专家系统考察和研究长江的第一部著作。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沿海、沿江、沿湖生活着大量的水上人。这些人或被称为“疍”，或被称为“九姓渔户”，等等。这些称呼的背后往往交织着陆上人与水上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历史上，水上人往往不被允许上岸建屋居住，他们也很少掌握文字，因此撰写水上人历史的，几乎都是陆上人，采取的是陆上人的眼光。本书即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文字记录很不全面的社会历史，解读其与“陆上人”的联系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