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以载道：将摄影创作融入革命事业——浅析郑景康摄影实践及启示贝搏体育

　　摘 要：郑景康是我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和摄影教育家，也是我党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擅长人物肖像摄影，对于如何捕捉动态瞬间、发挥军事摄影舆论宣传的传播效能也有独到见解。重温郑景康的摄影实践，对新时代军事新闻摄影工作仍有重要启示作用。

　　郑景康原名郑润鑫，其父亲郑观应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学者和诗人，其进步主张和爱国思想对学生时代的郑景康有深远影响。1940年12月，经周恩来、介绍，郑景康由重庆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开展摄影工作，1942年5月作为摄影界代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并举办影展，1945年加入中国。郑景康极擅长肖像摄影，他镜头下的人物形神兼备，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同时，他致力于摄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培训了摄影人才百余人，他撰写的《摄影初步》等专著，成为我党我军摄影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导。回顾郑景康的摄影实践，对新时代军事新闻摄影工作有重要启示作用。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后，我军势如破竹，在攻克锦州、切断北宁线后，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的郑洞国率部向人民投诚，并计划于10月19日到达哈尔滨车站。蒋介石为稳定军心，以郑洞国“杀身成仁”为由，在南京举办规模宏大的丧礼，并通过《》发布消息，企图掩盖事实，为争取更多挣扎的时间。在此背景下，郑景康奉命赴哈尔滨拍摄郑洞国抵达车站的场面。

　　郑景康采取小光圈、大景深的拍摄手法，清晰记录下郑洞国投诚的场景。画面中，郑洞国在我军将领的陪同下缓行于车站，我军将领表情轻松，并未对郑洞国有押解之举，作为投诚将领的郑洞国军容严整，也没有败军之将的狼狈之态。值得注意的是，郑景康是在郑洞国刚刚走到写有“哈尔滨”三个字的车站站牌下的瞬间按下的快门，这样在清晰还原郑洞国与我军将领同行细节的同时，也着重突出了“哈尔滨”三个字。郑景康在照片中将“郑洞国”和“哈尔滨”一动一静两个视觉符号巧妙地安排在了一起，明确表达了“郑洞国没有杀身成仁，并且此刻就在哈尔滨”的事实，也就赋予了这张照片特殊的新闻价值和历史意义，若只是单独拍摄其中一者，或者用组照的方式，均不能达到理想效果。

　　全媒体时代，战争并未停歇，各国间舆论交锋不断，每天产生的照片数以亿计，摄影记者只有对新闻有更加灵敏的“嗅觉”，才能让报道有的放矢。郑景康对于优秀新闻记者“预判”能力的要求在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具体来说就是三个合理“预判”：拍摄前，对什么地方有什么新闻、什么场景会出现什么人物有一个合理的预判；在看到拍摄主体时，对主体和陪体所处环境的交集位置有一个合理的预判；在拍摄后贝搏体育，对照片内容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有一个合理的预判。唯有如此摄影，才能快速适应当下和未来的需要，更加准确地定格那些可以瓦解敌方军心、塑造中立方认知、砥砺我方士气的画面。

　　1942年5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郑景康作为摄影界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并在会议期间举办了名为《抗日初期之一角》的个人巡回影展。照片在延安作家俱乐部展出时，同志曾于夜晚提灯前去观看，并评价郑景康的作品能够“抓住动态”，这一评价高度概括了郑景康摄影作品的最突出特点。所谓“动态”，即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最佳状态，而郑景康在1942年所著的《摄影初步》一书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如何捕捉“动态”作了诠释—一定要在“实事”（人或物）里“求是”（自然必然的经常运动），而不能主观自以为“是”，不能把人物的个性、特征、神态、习惯按摄影者的主观认为而加以矫揉造作，并把它改造。

　　《的标准像》是1944年郑景康在延安为同志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贝搏体育。对于拍摄同志这样一位中国最重要政治人物的任务，郑景康是带着一种庄严的使命感进行创作的。画面中，同志头戴八角帽，身穿厚实的粗呢制服，虽然是“标准像”，但同志并未正襟危坐，制服的第一颗扣子也没有扣上，却愈发显得气定神闲。同志身子微向左倾，嘴巴微张，仿佛正要和人说话，眼神深邃眺向远方，阳光从他的侧脸洒下，在脸上交织形成明暗分明、以明为主的光影效果，让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而郑景康捕捉到的主席意味深长的微笑神情，则使画面内容有了一种情节的张力，让人产生一种对黎明即将到来的希望和憧憬。《的标准像》拍摄于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这帧人民领袖微笑着迎接朝阳的影像对于解放区的广大军民而言，无疑象征着一种“黑暗即将过去，光明终会到来”的决心和力量，也预示着旧的社会即将消亡，新的时代必将到来的必胜信念。

　　关于一张照片可以发挥怎样的效能，郑景康有着深刻的认识：“一粒子弹只能伤害一个人的肉体，一张适当的照片—宣传照片，可以改变无数人的灵魂。”这张我党我军革命领袖和最高统帅的新闻人物肖像照片，在抗日战争后期和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被大量印发并传播，同志的视觉形象也因此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珍藏和瞻仰，在中国人民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浪潮中，极大鼓舞、激励和动员了亿万人民群众和子弟兵的革命积极性，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政治舆论宣传效能，这张照片后来也在开国大典时悬挂到了城楼上。

　　郑景康为同志拍摄过多张标准像，此外，他为周恩来、朱德、齐白石、华罗庚等国家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以及众多英雄人物拍摄的肖像，也极具神韵，都是“抓住动态”的佳作。郑景康的过人之处恰恰就在于直接把“动态”作为拍摄对象—“摄影的对象是大自然的一切事物的过程和动态”，反映了事物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这也是一张“静态”标准像却有“动态”生命力的原因。当下，新闻照片已成为认知域下舆论战的基本“弹药”，仅仅作为可以还原真相、呈现客观的静态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动态”是一个过程，关键不在于看见了什么，而在于怎样去看。因此，军事新闻记者在拍摄时不能停留在简单地对结果的静态记录，还需要时刻保持敏锐地对过程的动态观察，这样才能把作为“弹药”的照片“升级”为能够影响认知、传递情感，具有特殊引导性和感染力的认知武器。

　　1942年12月，郑景康在延安北门的“街头艺术台”举办过两期战地新闻摄影展贝搏体育。当时，延安劳模表彰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劳动英雄赵占魁是代表之一。在主题为“向赵占魁学习”的影展举办之前，《解放日报》就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也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对其事迹进行了详细介绍，群众普遍对赵占魁心怀崇敬，“赵占魁”这个名字也被口口相传，但其个人形象究竟如何，群众却知道不多。郑景康在影展中首次以摄影新闻的方式展出了赵占魁的生活、劳动照片，让其形象在群众中变得具体且鲜活，《摄影初步》曾对当时影展上群众的反映作了描述：“广大群众对这照片感到无限的亲切，并用手去抚摸。”

　　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6年，郑景康在延安主办或参与了12次战地影展，展览内容与领袖肖像、我军前线抗战情况、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内容密切相关，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政治动员效果。郑景康曾提出，要“把艺术由少数阶级的御用享受而转到广大群众的精神读物”，他主办或参与的这些影展，主要集中在街头、田间、战壕等一线，有时甚至用几个布条，把照片直接贴上去，以最简单的媒介呈现方式实现基层群众与文化艺术的关联与融合贝搏体育，影展也使摄影人与军民互相沟通交流，甚至成为朋友。

　　同时，郑景康还指导制作了一批摄影小卡片、小影集，制作“摄影墙报”，用照片做纪念章、战斗画片等送给当地军民，让影展成果继续“流动”，形成持续性的宣传鼓动。此外，在延安摄影小组担任老师期间，郑景康也为毕业学员举办了多次摄影作品的小型观摩展览会，总结和展示阶段性学习成果，促进学员相互交流，增长经验。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些影展起到的宣传效果是直接且强烈的。首先，影展把“传播”这个行为限定到可以容纳足够人数的开放空间，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其次，影展通过对众多照片进行题材的归类和编排，在主题的表达上达到了“1+12”的效果，进一步强化了观看者的情感认同 ；最后，摄影是“拍摄”和“解读”这两个行为的结合，背后反映着“拍摄者”和“观看者”两个角色的相互关系，战地影展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一种极具仪式性的观看活动，为以上两种关系的互动提供了交流的场域，进一步激发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共鸣，最终实现了凝聚共识的宣传目的。

　　同志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全媒体时代，影展不再局限于线下，形式变得愈发多元，但引发情感共鸣的传播目的却并未改变。新时代军事新闻摄影工作者不但要具备过硬的拍摄本领，也应关注和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让摄影落地，要利用“线下”“云端”等多种机会和场合，采取“传统”“智能”等多种手段和技术，主动营造浓厚的军事文化传播氛围，将这些宣传形式“嵌入”官兵文化生活，有效发挥军事摄影舆论宣传的传播效能。

　　摄影易学难精，难在按动快门前，要“对生活下一番分析、研究、观察、体验的功夫”，郑景康等老一辈摄影家们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拍摄经验和理论支撑摄影。作为新时代军事新闻记者，只有循着这个方向，对生活所提供的题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概括集中，才能抓住事物最本质、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创作出有鲜明战斗性和强烈时代感的作品。

　　[1]蒋齐生，舒宗侨，顾棣编著：《中国摄影史（1937-1949）》[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2]中国摄影家协会编：《穿越历史的回声：中国战地摄影师》[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贝搏体育贝搏体育贝搏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