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1915：“迟到”一个世纪的摄影见证
最近对托尔金足迹的追寻都指向了一战，倒是让我想起来此前写过这么一个摄影项目，黛安娜·马尔科西亚（Diana Markosian）的《1915》，我突然意识到这与更受关注的“西线战事”是同一时期，而马尔科西亚的摄影追溯的是一场几乎无人知晓、无人承认的种族屠杀。本文是去年九月为媒体写的，只是遗憾因为图片版权问题未能刊出，今日想起来便在这里推送，以期打赏能弥补那未能收到的稿费。
一位黑色上衣、戴着黑色帽子的老人站在一片干燥的平原上，背景远处隐约可见一些山脉，在他身后，两个男人抬着一幅巨大的照片，展示了树林、蜿蜒的土路和石质建筑的废墟，照片中那条路似乎与老人站立的土路连接在一起。整个场景：老人、土路和比人高的印刷精美的照片，都是亚美尼亚裔美国摄影师黛安娜·马尔科西亚（Diana Markosian）的《1915》项目中的一幅照片，在一段该项目的视频中，老人拄着拐杖走向那巨大的照片，他抚摸着照片里的一石一木，开始哼唱，“我的故乡……我的亚美尼亚……”倘若这是奇幻影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老人跨过边界，走进巨幅照片之中。而在现实中，“跨越边界”的是摄影师马尔科西亚，她的拍摄已不仅仅局限于记录，而是通过积极的介入，进一步创造的故事。
《1915》的拍摄对象是三位超过100岁的老人，他们都是1915至1923年间一场政治暴行的幸存者，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因为害怕亚美尼亚人叛乱，对其领土上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种族大屠杀，对死亡人数的估计高低不等，少则接近100万，多则高达150万，另外还有数以万计人被迫逃离，进入刚刚独立不久的亚美尼亚共和国，或者流亡到海外。现代土耳其政府虽然承认历史上发生过暴行，却否认那是一场种族屠杀，时至今日，流散在海外的亚美尼亚族裔人数比居住在现代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更多，摄影师黛安娜·马尔科西亚便是其中之一，她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在莫斯科的亚美尼亚人，七岁时随着母亲移民到美国，“长期以来，我都为自己的亚美尼亚身份感到纠结，部分原因正是我们继承的那沉重的历史。它是我可以理解却无法完全去拥抱的东西”。马尔科西亚知道自己的曾祖父也是那场暴行的幸存者——他的邻居帮助他躲起来，直到可以安全逃离土耳其——即便如此，她依然觉得那段历史遥远而抽象，也从未想过要去拍摄一个相关的作品，或许可以说，是这个题材找上了她。
马尔科西亚的大学专业并不是摄影，她意外发现了这一媒介，就决定投身其中，或许是由于童年的移民经历，她的作品几乎总是与流离/归属、记忆和过去有关。研究生毕业后，她一个人买了单程机票来到车臣地区，在融入了一个陌生社区之后，完成了她的第一个摄影项目，拍的是在冲突不断的地区，青少年过渡到成年的经历，她几乎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习摄影；两年之后，她再一次踏上未知的旅程，这一次带着更私人的目的：去亚美尼亚与15年未见的父亲重逢。这是马尔科西亚幼时移民背后的故事。时间倒回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让马尔科西亚的家庭陷入贫困，而她父母的关系早已降至冰点，在她的记忆中，父亲是缺失的，他会时不时地失踪一个月，然后又出人意料地回来，直到1996年的一个早晨，母亲让七岁的马尔科西亚收拾东西，说要带她旅行，而第二天她们就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新家。她完全没机会跟父亲告别，而母亲只是让她忘了他，并剪掉了所有家庭照片里的父亲。“这些空洞让我更难忘记他”，马尔科西亚在关于父亲的拍摄项目中如此写道。
花两年时间与陌生的父亲重新建立链接，这段拍摄经历给摄影师带来了极大的情绪消耗，2014年，她本想在结束拍摄后抽离，却接到亚美尼亚当地的一家非盈利机构的委任，他们希望她去探访还在世的大屠杀幸存者。“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历史，想要与之链接”，马尔科西亚这样说，但着手之后她发现，最大的困难是该机构也不清楚那些幸存者在哪里。通过亚美尼亚的选民登记系统寻找1915年之前出生的人，然后穿越整个国家去拜访他们，马尔科西亚找到了10位幸存者，最终拍摄了其中三位的故事，（拍摄时）105岁的莫夫谢斯（Movses）、108岁的叶普拉季西亚（Yepraksia）和101岁的马里亚姆（Mariam）。除了拍摄肖像，马尔科西亚还问起他们对于童年故乡的印象，这个过程让她立刻找到了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被动离开故土，被迫放弃自己过去中的一部分，“这让我立刻和他们有了情感连接”。
时隔一个世纪，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幸存者的回忆中嗅出血腥的气息。莫夫谢斯回忆起奥斯曼军队闯进他的村子，他们逃离时，“我和父亲在一起，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大半条路上都是死人”；叶普拉季西亚记得她渡过阿拉克河逃入如今的亚美尼亚，她描述自己看到土耳其士兵将杀死的亚美尼亚人抛进河里，“整条河都是红的，全都是血”。那场暴行发生时，马里亚姆还是个婴儿，但她的母亲后来对她讲述过他们如何躲进草丛中，等到晚上才逃过了士兵。一个库尔德家庭收留了他们，让他们帮佣，之后他们又逃到了叙利亚。如今，马里亚姆也将这段记忆传递给了两个儿子，并且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家族来自萨松地区，此处虽在土耳其境内，却在亚美尼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公元8世纪的一段亚美尼亚史诗就发生在这里。
摄影常常被用来应对残暴的历史事件，传统报道摄影的角色总是作为“目击者”和“见证者”，但现在被认作经典的报道摄影模式却已广受质疑，尤其是在摄影师作为旁观者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权讲述他人的苦难。马尔科西亚的作品并不是对1915年那场大屠杀的直接记录，而是一种事后见证，但她同样面临了立场的问题，“当我见到这些幸存者，问了些问题，我就开始对他们产生认同……他们幼年的经历让我感觉到共鸣。但这并不是我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讲述。我知道必须用某种方法让他们参与到讲述的过程之中。”
想到这些幸存者已经一个世纪未曾见过自己的故乡，马尔科西亚决定根据他们的描述，去土耳其寻找那些村子，并拍下照片带给他们。当她告诉他们自己计划做什么，每位幸存者都请马尔科西亚完成一个愿望。马里亚姆请她带一小罐故乡萨松的土回来，打算将来死后下葬时，也能长眠在故乡的土下；叶普拉季西亚则希望摄影师帮忙寻找在大屠杀之后失散的哥哥，他们家族认为他还活着。摄影师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广告，“我未能找到他，但我确实为马里亚姆带回了一罐土。她打开罐子的时候说，’你将我村子的气息带了回来’。”莫夫谢斯凭记忆手绘了一幅他故乡村子的地图，他希望马尔科西亚找到村中教堂，将他的照片留在那儿。他的村子离叙利亚边境不远，一位土耳其翻译帮助摄影师一同寻找。虽然相隔近一个世纪，马尔科西亚找到了莫夫谢斯描述过的一切：羊群、他小时候吃过的果子、大海。找到教堂花了些时间，因为它现在已成废墟。土耳其翻译看着摄影师将莫夫谢斯的相片放在碎石中，变得伤感起来，在回程中，他为一个世纪前他的国家的暴行道歉。
如此，马尔科西亚不仅仅记录，也把自己和拍摄对象一同编织到叙事中。“与拍摄对象产生连接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她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有时候我希望这件事（建立连接）没那么重要，那样就会方便很多，我就可以去接拍摄任务，拍一些照片，然后回家。但因为某种原因，我感觉这并不够。作为一个摄影师，我想要的比漂亮的照片更多……我想我最大的恐惧就是作品流于表面。”此前，在拍摄父亲的项目时，虽然几乎每张照片里都有父亲的身影，她父亲看了之后还是认为里面看不到他这个人，这让马尔科西亚意识到光有摄影还不够，而需要拍摄的双方都进一步参与进去。“当你完全把自己打开，就发现能做的事比直白的报道摄影多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马尔科西亚还要多走那一步——回到幸存者们童年的村子，满足他们的愿望，甚至还将在村子里拍的照片印制得比真人还大并带到三位老人面前。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有机会“回到”故乡，老人们抚摸巨幅照片的表面，叫上全家人在照片前合影，马尔科西亚又用摄影和视频记录下这些“重逢”的瞬间，这几乎是带有超现实气质的重逢，模糊了地点和记忆的边界。马尔科西亚说，三位老人后来都将这些照片挂在了卧室里，“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些有价值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