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留遗憾：一个摄影人的记录与思考
十多年前，我去北京万寿路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家里，请他为我即将出版的《随访连战的日子》一书作序。梁先生欣然应允，临走时他建议我：“当了多年摄影记者，总该写一本新闻摄影方面的书”。我这人有时粗心，有时细心。梁先生的话我一直记着。
此后，许多好友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静心一想，自己毕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新闻摄影专业本科毕业生，在一线采访报道多年，也该对摄影记者的专业和工作有所总结。于是便开始查阅整理图文资料，陆续整理出20多万字的草稿。后来时政采访一忙，实在顾不上，一拖就是近十年。
转眼进入2019年，一个初春的早上，阳光隔着窗子洒进来，我翻开日历，猛然发现从事摄影工作已整30年。岁月如梭，影像留痕。30年的风雨已经化作无数张大大小小的图片，青春韶华已镶刻在历史的记忆中。从20世纪80年代在人大上学起，我就欣赏“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观点，“再不写就忘了！”一股强烈的欲望催促我打开电脑，重读尘封多年的草稿，正式书写新的篇章：《摄影实战手记——一个记者30年的记录与思考》。这时发现，摄影是岁月的记忆，需要灵感更需要沉淀，尽管拖了十年，积累的拍摄经验和思考也丰富了许多。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第一次允许我用家里的海鸥相机照相。尽管那年春天在颐和园的细雨霏霏中给家人拍了半天，因胶卷没挂上，没留下影像，记忆却挺深刻。从那时算来，自己学拍照的时间和改革开放大致相同。想来学摄影也有些偶然。20世纪80年代，新华社要建设世界性通讯社，要“文字摄影两翼齐飞”，感觉摄影这只翅膀不够有力，便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培养一批新闻摄影本科生。从小当宣传委员的我就报了名，虽然高考成绩在班里倒数，但还是幸运考上了摄影班。此后知耻后勇，学习上奋力追赶同学，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利用假期跑了十多个省市，拍摄大别山革命老区和记录社会的照片，在学校办了两次小型摄影展览。那时听新华社老摄影记者讲课，就希望以后用摄影为国为民服务。在新华社湖北分社实习结束后，我写的一篇《做一个真正的新华人》刊登在新华社内部报纸，那是我的初心和决心。
1989年，我到新华社摄影部工作后不久，赴大西北甘肃分社实习锻炼，总想拍照片发稿，却难有机会。憋得难受，又不想浪费大好时光，只好一边拍照，一边采写新闻，发文字消息和散文随笔等，一年下来文字稿件发了几十篇。后来人家不明白我作为摄影记者，为什么总爱写文章，其实那是在大西北实习时逼出来的。回到总社后做图片编辑，兼职干记者的活儿，白天值班晚上采访，晚上值班白天拍照。有一年元旦，摄影部组织摄影记者拍摄“新年一日”活动，我下夜班后，骑车到西单地铁拍施工，到政法大学拍夜读，再到大钟寺拍敲钟。第二天一早，又到北海拍滑冰。当时干活儿感觉像打了“鸡血”一样，我曾在办公桌前贴过一张纸条——“最大限度克服自己的惰性”。
那几年，我每年照片发稿量比起专职记者也不算少。有耕耘才有收获，后来我被调入向往已久的记者组。报道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我使劲往里冲，害得森警政委把我拉出来训斥，“你出事谁负责任？”1998年南北方特大水灾，我在九江奋战近半月发高烧，领导命令我回京，但我还是坚持了几天，总想拍到更理想的照片。后来干时政新闻摄影，我给自己的采访要求是“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瞬间”，激励自己不敢懈怠、少留遗憾。其实摄影是个遗憾的艺术，怎么可能穷尽一切精彩瞬间呢？工作中我一直以优秀前辈、同事和同行为榜样，努力向他们学习，我想用勤奋来弥补智力和水平的不足，对得起这份职业。
摄影人不仅要勤奋，还要用心、动脑子。21世纪初，摄影形势风云突变，胶片相机换成了数码相机和手机，网络普及、移动互联网成为媒体传播主战场，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异军突起，传统媒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当年我最早接触博客等新媒体也是被网络和朋友逼出来的。2005年前后，老同事、时任大旗网总编的马晓霖邀请我去开博客。当时觉得拍照片只有通过编辑部发稿才是正路，没上心。2007年两会期间，新华网给记者开设了博客，鼓励大家供稿，于是我尝试着把过去的图片和文章发到新华网和新浪网博客上，结果引来不少读者的观看和评论。“这玩意儿厉害！”过去发照片那么费劲，如今随时在网上发表，立刻就能看到反馈并互动交流。“好东西，干嘛不用？”于是开始热衷发博客。2008年，我在博客上发表的《教育立国不是一句口号》，用当年去日本拍摄的照片讲述其教育启示，点击量30多万，留言500多条，感觉新媒体大有益处。
这之后的10年间，我陆续在新浪网、新华网的博客上发表了300多篇图文作品，刊载图片上千幅，撰写各类文章几十万字，和众多网友形成了有益的互动交流，点击量近2000万次，在网上产生一定影响。现在想来，紧张工作之余发新媒体是件辛苦的事，总怕出错，有些文章先发给朋友审看，反复斟酌很久才发出去。
当时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曾约我讲述发新媒体的感受，我的想法是：新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新华社记者有责任抢占网络阵地，通过生动的图片和事实去影响和感染读者。那时发表的不少正面、讲立场的图文作品，被朋友和同事视为“很正的博客”。比如2012年秋天，我把新华社播发的照片《习为外宾捡眼镜》转发到微博上，因照片自然接地气，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摄影与绘画、音乐、文字、视频相比，与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具有瞬间形象生动的优势。但任何事物有长就有短，新闻照片只能用二维、静止的画面记录传播力丰富多彩、动态有声的世界，有自身的局限。多年的实践发现，摄影人只有用“摄影+文字+思考”的方式，图文并重，相互补充，才能增强图片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扩大舆论传播和影响力。早在1985年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上，时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就提出要“图文并重”，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也倡导“文字摄影两翼齐飞”。当年前辈的教诲对我以后践行“图文并重”的理念有不小影响。
多年来，我连续撰写出版了几本纪实图文著作，每本书大多选用200多张纪实性的图片，再加上亲历和思考的文字，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双料会员。现在回想，最早出书也是朋友催促出来的。2001年从阿富汗前线采访归来后，得知我有前方采访经历，我的中学同学、后来担任《中华英才》总编的朱军追到家门口，强烈建议我写本书，“不写，以后要后悔！”干摄影记者最怕留遗憾，于是被逼着写起来，经过数次修改，2003年初出版了《奔波在战争前线》。此后的几本书大多这样写出来，比如《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原来的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当时的外文出版社社长徐步建议并鼓励我撰写出版的。
进入新媒体时代，如今的摄影人不仅要会拍照片、拍视频、写文章，还要善于传播，让照片产生影响力。不愿意“out”的摄影人，就得跟上这个时代。
时代在变，摄影也在变，自己对摄影的感悟和思考也在变。一开始，拿相机拍留影和花花草草；后来，拍社会新闻、突发事件、时政新闻，那是工作任务；再后来，有意识地多记录一些新闻现场，为历史保存资料；到如今，逐渐用多元化和大视野的角度看摄影。观察、聚焦、拍摄、思考，摄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深深融入生活中。
摄影是与现实生活和个性追求关联密切的媒介，不同人有不同的思考和理想。摄影对于我是工作和职业，也是爱好和快乐。多年来，总希望用手中的相机为社会和民众做点儿实事和有意义的事。多年前，照片《总理为农民讨工钱》发表后，赢得不少点赞。能为民众和农民工做点事，我感到欣慰。照片之所以产生影响，是时代的需要和民众的呼声，我不过是个记录者。新华社社长、总编辑何平曾在《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一书序言中说：“记者的使命不仅在记录历史，更在于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领导和前辈的鼓励，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几十年中，握着相机的我像坐在高铁上，穿梭在飞速流转的时空中，感受时代的变迁。其间经历了数千次的采访报道，走遍全国，拍摄过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了约百万张图片，发表了数万张新闻图片，采用图片的报刊剪报装满了半个书柜。我从箱子里翻出过去拍摄的胶片，又在硬盘里查阅了几十万张数码照片，翻阅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笔记，以及数百篇自媒体图文作品和摄影理论文章。重读这些老照片和文字，是快乐的回忆也是重新的思考。摄影是个半体力活儿，整理资料也是个苦差事。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和我们每个人的今天。摄影伴我成长，也伴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30年。回望过去，心存感恩；历经风雨，无怨无悔。《摄影实战手记》一书中的图片和文字既是一个摄影人30年摄影实践的总结和感悟，也或多或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段历程。这本书是纪念激情燃烧的岁月，更是写给喜欢摄影的朋友们的，因为爱摄影让我们成为朋友，彼此息息相通。
这本书准备了近十年，撰写修改耗时近两年。对于更善于用镜头说话的我，写作是艰辛的，毕竟人到中年，劳累多年的身体总有些疲惫和毛病，只能咬牙坚持写下去。诚实做事、做人，尽心拍照、求索，是我一贯的生活追求和工作方式。这本书我依然延续以往的写作习惯，用亲历的事实，写采访拍摄的经历和技术技巧运用，以及照片背后的思考。前些年出版了几本纪实性图文著作，现在第一次写“摄影书”，发现按快门容易，写书难。摄影采访经历很多，图文资料复杂，时间跨度大，整理、研究和总结实属不易，只能尽力而为，将个性化的摄影实践和普遍公认的理论结合，争取给广大影友提供有益的知识和借鉴。我的每本书都是一边写，一边发给朋友提修改建议，挑选编辑照片和写作修改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我愿意把书当成和朋友沟通交流的平台，与大家一起成长进步。（刘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