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人是孤独的行走者——访摄影家时新德j9九游会

　　在新华社执勤的时候，看着那些年轻记者——尤其是背着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进进出出，好奇与羡慕油然而生，摄影的种子就这样在我心里萌芽，自己的人生目标也开始确立，梦想着有一天成为一名摄影记者。

　　李德林（以下简称“李”）：咱们认识是在 20世纪 80年代，那会儿你在武警部队做报道员，经常能见到你的作品刊登、发表。从陕西农村到北京当兵，你经历了怎样的选择？

　　时新德（以下简称“时”）：我出生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的渭南。在那个布衣素食、条件艰苦的年代，从我记事开始，父母就整天忙着干农活挣工分。我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汉子，敦默寡言，憨厚朴实，为了凑我们兄妹几个的学费以及贴补家用，他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做一些木匠活儿。我的母亲心灵手巧、温和坚韧，剪纸、针线、花馍样样精通j9九游会，也是村里很受欢迎的焗长。

　　当时，农村孩子想改变命运，只有上大学、参军两个选择。上初中时，我们正好赶上“”，读初一了，书包里连课本都没有。上高中，去地里捡麦子、放羊、种棉花是常态，文化基础自然薄弱。我读完高中那年，恢复高考。因为对知识的渴求，对未来的期待，我选择补习，但最后还是无缘录取，那时候已经是 1980年。随后，我选择参军入伍，来到北京。三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警卫连j9九游会，在新华社执勤。那时候，我最喜欢在上下班的时段站岗，看着那些年轻记者——尤其是背着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进进出出，好奇与羡慕油然而生，摄影的种子就这样在我心里萌芽，自己的人生目标也开始确立，梦想着有一天成为一名摄影记者。

　　时：1983年 5月，母亲第一次来北京，我想为母亲拍几张照片，就向新华社摄影部修理相机的于京华师傅借了一台红旗牌相机，于师傅手把手教我光圈、快门、感光度、聚焦、装卸胶卷这些基本知识与操作。这是我第一次触摸相机，也是第一次学用照相机，当时小心翼翼、喜不自禁的心情现在都记忆犹新。

　　1984年 10月，中央电视事部和武警政治部联合举办电视摄影和采编培训班，为期两个月，我和总队政治部电视报道组的于应举一起到成都参加培训。在公园实习拍摄时，我注意到一个小孩正神情专注地趴在树墩上写作业，身后是一棵亭亭玉立的小树苗，这一场景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我拿起相机拍下了这一幕。回到北京后，我请于师傅帮忙冲胶卷、洗照片，并向《摄影世界》投稿。过了十来天，这幅照片发表了。后来，这幅照片成为 1984年《摄影世界》杂志季赛一等奖，这也是我真正开始摄影创作的第一幅照片。

　　时：我的第一台相机是富士 G617，花费 360块，是我用攒了四年的积蓄买的，其中既包括军人津贴，也有我为报刊画插图、刊头赚的稿费。

　　中学时，我就喜欢画画，甚至曾将当一名画家作为自己的理想。到新华社执勤，我也经常利用闲暇时间画画。当时，《半月谈》的美编黄凤琴老师推荐我参加书画大师萧劳先生的美术夜校学习班。当时，部队不允许晚上出去上课，营队教导员特批、班里战友调班支持j9九游会，我才有了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美术班设在北京劈柴胡同，除了礼拜天，每晚都有课，绘画基础、国画技法等相关课程我都学，一个学期35块，一学就是两年。当时，我学以致用地画了一些插图、刊头，被《半月谈》《经济参考报》《参考消息》等媒体采用。1985年，我从新华社警卫连调到了团机关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专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这个出乎意料的转变中，我的命运也自此改变。

　　到了团机关，我终于开始名正言顺地摄影。但我所在支队的两台相机，一台相机是从延安带回来的老徕卡，经过战争洗礼，早已无法正常使用；另一台是第一代理光，镜头轨道老化、霉点斑驳、磨损严重、结像力极差，在重要活动中经常掉链子。就这样，我只能用自己的富士单反相机保障着工作需要。支队用在摄影宣传报道的经费也十分有限，只有部队有活动的时候才允许买一两个胶卷，所以，我不得不用自己的津贴买一些乐凯胶卷。在这期间，我还发表了不少新闻照片。就这样坚持了半年，购买相机的申请报告终于审批通过。我拿着五千元的巨额支票，骑着自行车跑到当时西四路口的摄影器材店，在柜台前，我对买什么踌躇不定，最后在服务员的帮助下，购买了一台尼康 MF2的机身、一支 50毫米标准镜头、一支 35－70毫米小变焦镜头。那一夜，我彻夜难眠，抱着相机熬到天亮。

　　李：1985年，《中国青年报》在一版刊登了你的大照片，你也因此进入新闻同行的视线年代后期，《中国青年报》大胆采用新闻照片，一版就用大照片。1985年年底，我将拍摄的新闻照片送到《中国青年报》投稿，作品得到了摄影部主任洪克的认可，没想到，照片第二天就见报了，而且是一版。因为这张照片，我从之前在部队机关的默默无闻变为大家皆知的对象，外出参加活动的机会也多起来。

　　80年代，我骑着自行车给新闻媒体送新闻照片稿件。在这期间，我认识了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延光老师憎恨摆拍出来的新闻照片，看到好照片，他会十分珍视，不吝夸奖，也很乐于推荐。因为贺延光老师，我和《中国青年报》的缘分加深，也认识了陈小川、陈泉涌、杨浪等人。除了人物肖像，我的作品从来不干预被拍摄对象，这是我一直严格坚守的底线。

　　时：在我看来，一是因为摄影的现场性和客观性。绘画、摄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一个用画笔创作，一个依赖相机。绘画需要在大量写生的基础上，斟酌章法布局，进行元素取舍、笔墨润色、题款用印，在一张纸上进行创造性地组合。而当我进入某个特定场景并拍摄时，储备在大脑中的某些信息便会在瞬间释放，进而完成对现实的现场记录、客观反映。因此，我觉得摄影更具挑战性。二是因为摄影语言可以助力于我的想法表达，并快速实现。在大小、远近、快慢、虚实、主陪、透视等的选择中，瞬间定格，在显影、定影、水洗、晾干、放大的过程中，乐此不疲。

　　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1998年，我放弃地方政府安置就业的机会，自谋职业。一切从头开始，开始为生存而奋斗，做了很多尝试，但也没离开摄影。我拍摄了一些人物肖像，树立了信心的同时，我决定做自己熟悉的摄影。 2001年，我成立了摄影公司，第二年 10月应美国一家公司的邀请，去拍摄企业商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摄影再次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为了适应市场的飞速发展，我更新了摄影器材，买了富士 617大画幅、玛米亚 RB67、哈苏等器材，业务承接范围也从政府企业扩展到了个人，订单越来越多。

　　后来，为了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 2001年我注册了广告公司， 2002年正式进入电视领域，也成功成为北京电视台金牌栏目《北京导购》的独家代理。有了之前承接《海南特区法院 10年》《海口》画册的经验，承接画册、拍摄、设计、印刷、展会设计制作、电视专题片成为公司发展的主业。 2004年，公司参加奥林匹克相关项目的招投标，成功承担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VIS标识系统的设计工作。

　　20世纪 80、90年代，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两拨人，一拨是以王文澜、贺延光为代表的中国新闻界的重要人物，一拨是创作意识觉醒，对土地、对百姓心怀崇高敬意的陕西摄影群体。

　　陈小波（以下简称“陈”）：1983年，你在新华社站岗的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当编辑，但当时彼此不认识。20世纪 80年代末，机缘巧合下，我们乘同一列绿皮火车去西安，相聊甚欢，但此后二十多年再没有相见。2019年年底，我们在“相貌·胡武功影像 50年”摄影展上重逢，拥抱、谈笑，似乎从未分离。

　　人民日报社、中国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当代摄影学会联合举办了“1988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以下简称“88’新闻摄影周”）学术交流活动。来自全国的新闻记者、图片编辑逾百人参观了展览，参加了讲座和中外记者联合采访活动。你是此次活动为数不多的部队新闻摄影人才参与者，机会实属难得。

　　时：一直以来，中国摄影深受工具论、武器论的桎梏，并在单一化、模式化中固步自封。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88’新闻摄影周则是改革开放第 10年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美国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 10年展》《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 30年》和《摄影术发明 150周年》三个大展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世界各国摄影师们的经典杰作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别开生面的视觉体验，参观者人山人海、络绎不绝，也深深触动了我们这些“摄影老炮儿们”——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神经。

　　那是我拿起相机的第四个年头。虽然发表作品已不在少数，但更多依靠的是自己对摄影的热情、勤奋，缺乏对专业新闻摄影理念、常识的系统认知与学习。展览之余，88’新闻摄影周还举办了“世界新闻摄影的发展趋势”“图片的编辑工作”“摄影记者的采访专题”大型业务讲座，美国《时代》周刊、《生活》杂志、《国家地理》杂志编辑、记者等“外籍大师”与中国主要媒体新闻从业人员构成的“内方学员”组成摄影记者团，分五组在北京采访拍摄，教学相长，美国的大卫·伯耐特（David Burnett）、法国的福兰克·富尼尔（Frank Fournier）、印度的德利普·梅塔（Dilip Mehta）、以色列的阿龙·瑞宁格（Alon Reininger）等人都参与其中，他们都是当时国际社会重大事件的报道者。

　　陈：在这短暂的一周中，你是如何快速学习的？88’新闻摄影周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时：在采访实践中，我们白天拍摄、冲卷，晚上装好幻灯、交流。我本来被分到第五组，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我在短时间内尽可能了解了几位国外摄影家的作品，并用故意上错车的方法混进阿龙·瑞宁格所在的组。他独特的新闻眼、强烈的责任感和仁爱之心，镇静、独特、准确的拍摄风格，花费六年时间拍摄《艾滋病患者》的献身精神，让我非常敬佩。在采访活动中，阿龙·瑞宁格善于观察，并坚持用装着标头的徕卡相机拍摄。

　　第三天，我开始消化并尝试应用从外国摄影家身上学到的知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前门肯德基快餐店拍摄的一张照片。肯德基在北京广场周边选址营业，蕴含多层寓意。我利用快餐店二楼大玻璃上的肯德基 logo作为画面前景，将整个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前门箭楼等都囊括其中，一幅体现改革开放前后十年强烈反差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88’新闻摄影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摄影界的一次空前盛会。短短七天里，参与活动的中国摄影师都在思考：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什么应该反思？什么应该抛弃？什么是摄影的灵魂？新闻摄影的价值在哪里？新闻摄影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相信每一位参与者都有很大的收获。短短七天，使我加深了对摄影本体的认知。

　　李：纵观你 20世纪 80、90年代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新闻报道摄影、围绕陕西拍摄的纪实摄影两部分。

　　时：19岁我穿上军装离开陕西，离开那块生长于斯的黄土地。但陕西是我的根，对这片黄土地的热爱、对黄河文化的关注，烙印在我的骨子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根深蒂固。这些是我创作的灵感源泉。

　　我从拿起相机的那一刻开始，每次回家探亲就到农村采风。记得第一次回陕西探亲，由于津贴费微薄，积攒的胶片有限，拍摄正过瘾的时候没卷儿了，所以我会严格计算，控制使用。为了节约路费，我经常从北京坐绿皮火车到山西介休下车，沿着黄河北上南下，搭过马车、牛车、毛驴车、手扶拖拉机、自行车，并经常徒步穿梭在黄土旱塬的沟沟壑壑，住窑洞、住学校，路边生火取暖，脚上的水泡和袜子冻在一起都脱不下来，烤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充饥，饥一顿饱一顿。

　　在交通、通讯十分落后的那个年代，我把省吃俭用的钱全部用在了摄影上，饿了靠乡亲，累了就地睡。途中，遇到困难的乡亲，还会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块儿八毛，帮助一下。当时，吃什么也没多余的选择，能填饱肚子继续前行已是幸事。

　　李：提及陕西摄影，不可避免地会提到“陕西摄影群体”，作为一个渭南人，你与陕西摄影家应该联系紧密。

　　时：1987年，以胡武功、侯登科为代表的陕西摄影群体策划、发起了《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首次把近40年来的新闻摄影、纪实摄影、摄影创作分开，并按时间顺序排列展示。陕西摄影群体对数十年中国摄影进行了反思，用影像的方式展现了 1949年后近 40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摄影自身的发展历史，其价值无法取代。

　　在 88’新闻摄影周中，我首先结识了陕西摄影群体的胡武功、潘科。同为陕西乡党、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似的人生经历，都加深了我们的友谊，让我们成为终生的朋友。身为陕西人，我和他们一样热爱那片黄土地，热爱家乡的父老乡亲。这一群人深深影响了我，召唤了我，感化了我。此后多年，一有机会，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回到故乡，一个人往返于这片土地，去行走、去拍摄、去净化我的心灵。

　　李：通过参加《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88’新闻摄影周，你的新闻摄影具备了专业水准，可以说，你是一个觉悟者。

　　时：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两拨人，一拨是以王文澜、贺延光为代表的中国新闻界的重要人物，一拨是创作意识觉醒，对土地、对百姓心怀崇高敬意的陕西摄影群体。

　　当时，王文澜是《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是《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与王文澜、贺延光等人的相识，决定了我在新闻摄影上的高歌猛进。那时候，报纸配图都是豆腐块大小，只有《中国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会用大版面来放照片，照片能登上这两份报纸的版面头条是当时很多杰出摄影师每天都在盼望的事。当时，我从事摄影工作没几年，照片就登上了头版，所拍摄的新闻照片，采纳率很高。在 1987年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我的作品获了奖，在后来出版的《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1988》画册中，我的四张照片被选用。

　　摄影应该是独来独往的，摄影人也本该是一个孤独的行走者。这么多年，农民的儿子这个身份一直在不断地激励着我去追求、去奋斗、去拼搏。我无法选择昨天，但我有权利选择未来。

　　时：20世纪 80、90年代，我将镜头对准陕西的民风民俗，一是因为其中不仅蕴含着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更有丰富的民俗内涵；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原生态的传统习俗在渐渐褪色，出现文化断层、根脉无法传承的现象。比如，当孩子 12周岁时，舅舅要在正月十五前给外甥送灯笼，称之为“全灯”。这是孩子的第一个本命年，意味着孩子长大了，从童年进入少年，歇后语“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便出自这一民俗。

　　时：1987年，我跟《中国法制报》摄影部主任王毅一起到绥德旧地重游。我额头上的伤疤就是在这次拍摄中留下的。当时，我在羊肠小道上拍婚俗，后退调整机位时，一脚踩空，从十多米的陡坡掉下去，摔得头破血流。王毅拍完片没看到我，着急得四处寻找，找到我时，我一身黄土，蜷缩在草堆里，两手还紧紧抱着相机，迷迷糊糊。获救后，我被带到老百姓家里，用屉布沾上白酒简单消了毒、处理了伤口。我最心爱的一台相机也完全损坏。这次陕北出行，我的作品《今日做新娘》获首届柯达杯二等奖，《双喜临门》获三等奖，《迎婆姨》获优秀奖。

　　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充足的条件开展专题或系列创作。但我的照片很多都是自己深受触动按下的快门，每翻开一幅照片，当时的景象便浮现出来，我就立刻沉浸在一个个悲喜交织的回忆中。虽然作品东零西散，不成体系，但通过一次次梳理、回看，哪些地方需要重访、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拍摄便一目了然，我的作品就是在这样成年累月的积攒中而来。

　　时：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社会基层分布着一大批乡下人。他们偏安一隅，在互帮互助中劳作、生存，形成流动性极小的社群。岁月葳蕤，社会环境变迁，但他们总是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耕作生活，因此，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性格品质变化极微。但只要用心关照，你就能发现，他们的胸怀如黄土地般辽阔，与他们交流，能感受到充盈他们心间如黄土般的泥土芳香。

　　时：摄影应该是独来独往的，摄影人也本该是一个孤独的行走者。因为人一旦多起来，既有想法、观念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在纪实摄影中，抵达拍摄地点，我一般不会借宿被摄对象家中，而是选择每天按照他的作息跟踪拍摄，在拍摄即将结束时，与被拍摄对象闲话家常、促膝长谈，保留基本信息和要点。交谈中，我了解了许多被摄对象的人生际遇，只要有机会，便会经常回去探望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帮助。因为在我看来，摄影只是工具，有没有用心、想不想将其纳入自己的人生轨迹，都会在作品中体现。

　　时：1986年，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太阳石》剧组相识，因为摄影，我们走在了一起。37年来，她始终包容、理解、支持，我每次回陕西拍摄或到更远的地方采风，她都会提醒我带好摄影器材，并为我准备好换洗衣服和途中所需食品及茶水。我每次抱着奖杯、证书回到家里，她比我还要高兴！

　　李：近期，《时新德在行走》一书由陈小波老师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它不像纯影像类的画册，口述文字、绘画、评论、摄影作品均有，很有看点。

　　时：人生之路走到今天，摄影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摄影而结交的良师益友，常常让我倍感温暖。2017年，《画报》老编辑骆飞看完我整理的一批图片后说：“你能有今天，正是因为你走了和我们不同的道路。你应该回陕西，找胡武功和潘科去。”我和胡武功、潘科谈了想为自己的 60岁做一个文本时，他们说：“你去找陈小波啊！”因此，便有了这本由陈小波老师主编、入选“中国摄影家研究丛书”的《时新德在行走》。

　　这么多年，我始终记得并坦然接受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这个身份。这么多年，这个身份一直在不断地激励着我去追求、去奋斗、去拼搏。因为，我无法选择昨天，但我有权利选择未来。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与时新德认识了。那时候，我经常骑着自行车从定福庄到他所在的南礼士路去看电影。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广播报》。出于工作需要，我曾多次邀请他为报纸画报头。此后，我们一起录制过《实线年韩日世界杯等。因为意气相投，我们成为多年的朋友。今天，他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我由衷为他高兴。

　　在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中，演化出了一个专属名词——“新华体摄影”，它是以摄影为媒介，针对正面历史形象所采用的宏大叙事话语方式，具有非常强势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而时新德则直面真实，以质疑精神对这一新闻摄影程式进行祛魅。此外，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在新德的纪实摄影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其拳拳之心，品味其殷殷之情。

　　初见时新德是在西藏，也许正是日喀则的特殊环境，让人与人之间更容易照见本心。新德豪爽大气、真挚率性，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时新德的作品，记录了人生百态，也充满力量。这些作品属于新德个人，更属于大众、属于社会。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我们在彼此生命中所留下的友情与记忆，将会在岁月的沉淀中不断发酵，变化出更多的滋味。

　　好照片“显影”的时间几乎是无限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域，每一位个人，对影像的解读的差异正是影像魅力所在。观念、立场、目的都在不断变化，唯有时间因素，不受干扰地坚守自己的原则。时新德的作品拍摄于中国记录类摄影与宣传范式分道扬镳的阶段，其观察方式和关注点都不同以往，摄影语言也回归到对日常生活的诚实见证。新德心软，他看不得别人受苦受穷，也经不住乡亲们散发的土味儿、汗味对他的诱惑。他用悲悯的目光抚摸司空见惯的场景，让眷恋在底片上“潜影”，留待日后慢慢地“显影”。

　　陕西分为关中、陕北、陕南，时新德是关中渭南人。今年春节，我、黑明、时新德一行沿着晋陕大峡谷一起行走、拍摄。他勤奋、热情，早晨六七点便出发，一个人开车穿行于山山峁峁、沟沟壑壑，不停拍摄。晚上，还不知疲倦、慷慨激昂地与我们分享他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我们笑称其为“独行侠”。他的作品深受陕西摄影群体的影响，但也能在其中感受到他勇于突破、敢于创新的决心和勇气；作品关注人的同时，有意识强化了摄影的视觉语言，符合当下的观看形式。

　　时新德，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现代摄影学会会员，南京传媒学院摄影学院客座教授。1961年生于陕西渭南。1980年入伍。1984年发表第一张新闻摄影照片，同年被调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一支队政治处宣传股任报道员。198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摄影专业，参加 1988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1990年调到武警北京总队政治部文化处任干事。1992年随中国摄影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并参加“中日邦交 20周年摄影展览”。1998年从部队转业。2002至 2008年，跟踪拍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拆迁建设全过程并制作系列画册。2005年，完成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logo设计。曾任“百年盛世美丽日喀则——珠峰摄影大赛”评委，第 21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评委。2022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时新德在行走》。

　　来源丨选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23年第3期，原文标题《摄影人是孤独的行走者——访摄影家时新德》，摄影／时新德嘉宾／陈小波采访／李德林。j9九游会j9九游会j9九游会